2014年12月是上外母校校庆65周年、2014年9月10日是我参军65周年。写此文以为纪念。
33年漫漫入党艰辛路
1950年，我在部队光荣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革命的大熔炉中，我的觉悟不断提高。我第一次向党提出了入党要求。思想十分单纯的我，以为自己的表现是不错的。一参军很快就被抽调到军部工作，为了再战金门，我出生入死活跃在闽南沿海各地。在机关我整理敌情供上级参考，在基层我爬山涉水，跑遍了闽南沿海各个观察哨所。我扛着自行车进入深山密林，接二连三得到表扬和立功。
可是，怎么会知道，当时军中存在着一种十分严重的极左思潮，他们本来对知识分子就有很大的偏见和排斥心理，更何况我这有着海外关系的人。果然，不出所料，不但党入不了，而且，连军籍都保不住了。这时，我真的伤心透了，但我对党并没有失去信心。我相信这只是少数人处理不当。这是我入党的第一次挫折。
离开了军队，我发奋读书，做好充分准备报考大学，在1955年考入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入学后，再次向学生支部提出入党申请，经历了“反右”斗争、“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的考验，眼看与我一道申请入党的人都纷纷解决了组织问题，而我却依然在党外做一位老资格的“党外布尔塞维克”。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从一位当时曾经是我们学生支部支委口中得知，系总支认为，我有海外关系，不管表现多好，都不能入党。这是我的第二次挫折。
1959年，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不久又把我从上海调往河南洛阳工作。尽管从大上海来到三线的洛阳，第一次吃到粗粮做成的窝窝头，但我又向党递交了第三份入党申请书。在河南，我所经历的是生死的考验，1959-196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我都没有对党失去信心。党也没有忘记积极要求入党的我，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65年3月18日，洛阳工学院基础课党支部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可是好事多磨，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又过去了，我的入党申请却如同石沉大海，一直没有下文。后来还是一位在组织部工作的党员偷偷告诉我。
他说：
“你的入党又吹了。不是我们学校的事，而是省组织部有一位干部来检查工作，看到了你的材料，他认为，你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怎么能入党呢？”
我听了只好自认倒霉。组织对此也不了了之。这是我的第三次挫折。
1974年，我从洛阳调回上外母校。一别已是15年！1983年，正值党的十二大召开期间，党支部召集我们党外积极分子开会。我在会上谈了自己要求入党的经历。我说：
“我1965年就入党了，可又糊里糊涂给弄掉了。”
当时与会的党员感到很惊讶，详细问明我的情况。于是我就在1983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一次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组织部组织的与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有个同学问我：
“施老师，在这漫长的入党申请过程中，你难道没有动摇过吗？”
我说：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富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强中国。不管我们党存在什么问题，只要它能够认识和改正这些错误，这一信念我永远不会改变。今天，我更坚定了对党的信念，更证明了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伟大马列主义政党。”
我一生有三件事决不后悔：
离开马来亚回到苦难的祖国，终生不悔！
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终生不悔！
加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不悔！
办杂志，发掘英才
我有近20年担任国家重点核心刊物《外语电化教学》的副主编。在这个岗位上我最感到庆幸的是在我手中扶植、培养出10余位教授。成为名副其实培养教授的摇篮。本来他们都是很普通的外语教师，我与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但是，我很注意从来稿中发现才俊。我与作者结为至交。比如，苏州大学的教师顾佩娅，刚从美国回来时，情绪很低落，各方面都很不适应，我不但与她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而且还是她思想上的好朋友，我介绍她认识上海交大一位教授，帮助她做思想工作，她渐渐地就安心留下来了。在这期间她出版了好几本书，我都帮她策划。后来，她出版一本专著，一定要我为之写序。我也欣然答应。在序中文写道：
“顾佩娅教授正是目前我国最善于驾驭因特网进行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能手之一。她在信息化条件下得心应手地开展着外语教学。多年来，她站在多媒体外语教学工作的第一线，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教学研究成果丰硕、观念新颖、富有创新精神。
顾佩娅教授主编的《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的理论与实践》(CALL Theory and Practice)全部精选了在她指导下、由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撰写、绝大多数已经在国内外正规学术期刊和著作中发表的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研究论文40余篇：全书参照国际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领域的学术标准，分为4大部分，包括：理论探讨、实证研究、资源开发、教学革新。”
解放军少将钟道隆教授也是从我们刊物走向出版大量著作的。最初，他向我们刊物投稿，希望能把他写的一本介绍外语新的学习方法传递给广大读者。可是我对他说，我们是杂志，不是图书出版社，只能刊登文章，不能出版书籍。结果他的一篇文章在我们杂志上发表后，一炮打响，在读者中引起巨大轰动。北京电子出版社也来向他约稿，于是他就在那里出版了许多书籍，后来又到清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批书。因此，我们从此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有一些作者在文章中缺少一些必要的实例，我就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材料，使文章更加充实、更加丰满。在我手中先后出了10余位教授，因为在我们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而被评为教授的。因此，广东农业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何高大到沪开会，特地扛着一大箱苹果来我家探望我，一次不见，第二次再来，最后终于送到我手中。我很感动，我说：
“你干嘛啊！“
“你是我的恩师，我终身不会忘掉你。“
同济大学的梁淑妍教授评上职称以后，总是念念不忘我们，每次出国回来，再忙、再累，也要先来探望我们。
南京师范大学张舒予教授，除了搞好本专业视觉教育外，还研究英国勃朗特三姐妹的背景知识。每次，她出国到伦敦勃朗特三姐妹故乡时，都在我家逗留一下。
在办杂志这段时间里，我曾邀著名作家汪曾祺为刊物题写了刊名，使刊物的含金量大大提升。
80文学创作工程
2014年我已经84岁了。我是老干部中的另类，其他80岁的老同志，大多已疾病缠身，行动不便，而我却仍能行动自如，前几年到俄罗斯自由行，2013年到韩国，后来又去了日本跨年游，尽享欢乐的玩年。
进入八旬之后，我一直处于文学创作的亢奋期，我制定了一个80（八十岁）文学创作工程，现在已经全部完成。先后出版了《玩年集》（个人自传体文集）、《上外情》（与钱积学、秦锡英、季元龙合著）、《汪曾祺文学阅读词典》（作家出版社公开出版）、《文史趣闻百篇》（与庄英捷合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开出版）等4部作品，总字数达100万左右。最近，又完成了大家共同编写的《难忘的苏俄岁月》。我的诗作《玩年赋》已由我的网络好友原声朗诵，同时也被我的老同学秦锡英在上海住院期间，边打吊针，边进行翻译，终于把该诗译成马其顿语，并准备在马其顿朗诵演出。
起初，我还以为自己过了70古稀之年后，脑子就迟钝了，记忆力就衰竭了，路也走不动了，手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但大出意料之外，过了八十岁以后，我精神依然矍铄，文思泉涌，愈战愈勇，八十一岁公开出版了《汪曾祺文学阅读词典》，八十二岁公开出版了《文史趣闻百篇》，八十三岁出了《玩年集》，八十四岁又出了《上外情》。不久又将出版一本《难忘的苏俄岁月》，作为上外母校建校65周年的纪念礼物。
2013年9月我开始学习使用微信，尽管许多老干部一听到微信都摇头不已，但我从微信中却获益匪浅，究竟微信有用没有用，使用者心中最有数。我除了能够熟练运用微信原有的三大功能之外，还开拓了3个新的功能，把博客搬到微信上去，并且同时在博客、微博和微信上办了一个“东方人文微杂志”，每周定时出一期，深受微信朋友圈、博客、微博网友们的欢迎。
有一次，有一位复旦大学文学教授看到我的4本书之后，突然冒出一句话：
“您为什么不申请加入上海作家协会？”
我说：
“我不要参加作家协会。”
“那么，您写书干什么呢？”
我说：
“我写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多动脑筋，防止得痴呆症；二是为年轻人留下宝贵的文字资料，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多么不容易，是经受了多少的苦难，却又把苦难变成了欢乐。”
最后用4句话来作结束语：
“玩年”靠文学来熏陶；生命靠激情来燃烧；身体靠健康来保障；理想靠信念来支撑。
（文/施行）